
1927年夏,中国革命风云突变。大革命失败后,国共两党关系骤然紧张,革命力量陷入低谷,党内困惑和争议激烈。此时,莫斯科意识到中国局势的危险,决定派遣罗明纳兹来华,试图重新掌控局势。这位年轻的国际代表,带着共产国际的权力和使命,却与中共领导人理念分歧,成为矛盾与冲突的焦点。罗明纳兹的到来,既带来了外部压力,也激发了党内新一轮的路线与领导之争。在这动荡的时刻,一场关于革命方向与责任归属的历史大戏悄然展开。
罗明纳兹的身世并不复杂,他出生于高加索的格鲁吉亚,正是斯大林的故乡。少年时代就卷入革命洪流,1917年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。五年后,他作为代表团一员出席共产国际“四大”,与中国代表瞿秋白初次见面。那时,彼此都未曾留下深刻印象,谁料多年后竟在武汉再度相逢,肩负更重的使命。
1927年七月,罗明纳兹抵达汉口。外界形容他高鼻梁、蓝眼睛、脸上带着刀刻般的皱纹,虽只有29岁,却显得老成。带着共产国际最新指示,他以基督教徒身份隐藏身份,选择居住在基督青年会。到达当天夜晚,他便与瞿秋白、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会面,直接表达自己是全权代表,任务是纠正过去的错误,指导中共中央工作。他态度严厉,指责中共中央违反共产国际指示,犯下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,归因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指示的曲解。罗明纳兹强调,要大胆提拔工人同志,取代动摇的知识分子。
张国焘听到这些指责,心生反感,当场与罗明纳兹发生争执,谈话陷入僵局。瞿秋白见识过与国际代表打交道,对罗明纳兹的第一印象并不理想,但早已从鲍罗廷那里了解到这位新来的代表并不熟悉中国情势,左倾倾向明显。鲍罗廷还曾分析过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属,为了让莫斯科继续领导世界革命,不助长托洛茨基的攻击,失败责任必须由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承担。瞿秋白因此比张国焘冷静许多。
经过瞿秋白的调和,双方情绪逐渐平复。随即,瞿秋白和张国焘请示南昌起义的方针、机构、政纲、物资援助等。罗明纳兹对此具体问题一时茫然,只能表示需请示莫斯科。瞿秋白不免失望,私下感叹,为什么派一个对中国实际问题知之甚少的代表来,只会反机会主义,谈及南昌起义却无主见。
为了让罗明纳兹更了解中国实际,瞿秋白与他进行了深入长谈,详细介绍了大革命失败、党内分歧、政治路线、组织威信、紧急会议筹备、南昌起义等问题。罗明纳兹才逐渐掌握中国局势。
在他的一再提议下,7月26日,中共中央常委会秘密召开会议,讨论南昌起义和筹备紧急会议。南昌起义已成定局,决定派张国焘前往贯彻执行。紧急会议则是罗明纳兹到华后的首要任务,他态度坚决,瞿秋白对他的印象也有所改观。瞿秋白被增补为临时常委,负责起草和翻译会议文件,成为罗明纳兹的重要助手。
随着党组织转入地下,汉口天津路22号德林公寓成为临时总部。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人也秘密居住于此。1927年8月7日,瞿秋白等人步行至三教街41号,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。这次会议史称“八七会议”,由于时局紧张,交通受阻,只有21位代表到场,加上莫斯科代表三人。会议由邓小平负责会务,他年仅23岁,安排食宿、安全,直到会议结束才离开。
会议从上午开到晚上,代表们不能外出,夜晚席地而卧,以干粮为食。房主人交代,如有人查问,就称是在开股东会。会议选举苏兆征、向忠发、瞿秋白、罗亦农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,邓中夏、周恩来、毛泽东等为候补委员。8月9日,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召开,瞿秋白与李维汉、苏兆征被选为常委。瞿秋白因得到罗明纳兹支持,成为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,新的人事安排很快得到共产国际认可。
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。罗明纳兹和瞿秋白成为革命航船的掌舵人。罗明纳兹初到中国时,强调要提拔工人同志,不再依赖知识分子,但短短十几天后,却选择了知识分子瞿秋白作为政治搭档。历史因素主要在于瞿秋白懂俄文,为多位国际代表担任翻译,才华出众,对共产国际忠诚。罗明纳兹需要一个可以直接交流、理论水平高、能依赖的高级助手,瞿秋白正好符合要求。此外,瞿秋白在党内威信较高,八七会议表决得票第三,罗明纳兹也注意到这一点。
此后,瞿秋白领导全党,在白色恐怖中顶着压力,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土地革命战争道路。与罗明纳兹一道,他们也犯下了“左”倾盲动错误。
八七会议后,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全国多地爆发,但革命形势并未真正高涨,力量依然弱小。罗明纳兹和瞿秋白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,过分强调武装进攻,未能控制党内早已产生的“左”倾情绪。他们提出起义打倒武汉政府、没收地主土地等强烈口号,组织了一些无胜利希望的城市起义,将八七会议提出的武装反抗发展为全国总起义的方针。
9月,中共中央迁回上海。11月,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,强调批评右倾机会主义,指出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,总策略是继续进攻。为保证总起义政策的实行,会议通过了瞿秋白根据罗明纳兹意见起草的《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》、政治纪律决议案等,对各地起义负责人给予政治纪律处分,形成政治上的盲动错误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并行局面。
这样的盲动主义并非所有国际代表认同。佩佩尔在给莫斯科的信中指出,党内存在盲动主义危险,正确的思想是只有工农革命才是出路,但被错误解释为只有起义是斗争武器,不顾力量对比、政治形势和地方状况。米特凯维奇也指出党内出现革命急躁和盲动主义,许多党员错误理解恐怖手段,不仅对敌人用,甚至用来强迫群众。
为何会出现“左”倾盲动?一方面,历史转折关头对领导人的要求极高,瞿秋白和罗明纳兹都年轻,缺乏实际工农运动经验,难以胜任特殊国情下的领导任务。另一方面,他们缺乏沉着冷静,大革命失败后,瞿秋白在反右时忽视防左,党内急于复仇的情绪没有得到控制,反而被感染。罗明纳兹受莫斯科“左”倾指导影响,也有冒险情绪。于是二人的“左”倾情绪和指挥一拍即合。
八七会议后,全党开始清算大革命时期中央所犯右倾错误,理论上的清算由瞿秋白和罗明纳兹共同进行。瞿秋白提出“一次革命”论,罗明纳兹提出“无间断革命”论,两者理论表述不同,但都过度强调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转变,产生了强烈共鸣。瞿秋白在党刊上不断宣传“无间断革命”论和中国革命不断高涨的理论和策略。
“左”倾理论、“左”倾情绪加上“左”倾指挥,各地起义遂成盲动之势,党的力量进一步损失,付出许多无谓牺牲。1928年1月,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中央发出通告,指出各地党部指导起义存在盲动主义倾向,不问群众情绪、组织力量、党与群众关系,一味主张起义,这不是认真的准备起义,而是玩弄起义。
2月,共产国际执委会电报批评党的盲动倾向。2月9日至25日,执委会召开扩大会议,通过决议案,要求坚决反对盲动主义,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起义。决议案传到中国后,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通告,下令制止“左”倾盲动错误。
面对这一段历史,罗明纳兹与瞿秋白的选择和错误,究竟是时代局限还是个人性格的体现?他们在压力下的决断,是不是也反映着青年领袖的无奈?中国革命的下一步,会不会因这些年轻人的激情和冒险,付出更高的代价?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国家正规炒股平台,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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